商鞅变法中所谓的驭民五术，分别指的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和贫民，不论何时，首先是人民的天下，才能是帝王的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商鞅变法的本站比就是为了能够让人民无条件地服从权贵，而又要从权贵手中分出权利和财富集中到帝王一人的手中，一旦涉及到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必然都是弃之而从心，所以商鞅变法的阻碍也是如此。

　　《商君书》里对于“治民”理论的表述，是一种总结，而不是一种发明。

　　事实上，商朝的情况，限于甲骨文的记载局限，我们很难确知，存世的多为周以后的制度和政治信息，以及一鳞半爪的社会记录。

　　根据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周朝奠基时所采取的“国野制度”，本质上极其类似于清代的八旗治天下。

　　所谓的“分封制”实际上只是这个制度体系的一个侧面，即对于东方新征服地区要点的军事殖民，进行分封，这种分封，某种意义上讲，类似于八旗的驻防。

　　而在周的王畿之内，王廷内部有卿大夫治理，也有天子的廷臣，即近臣，参与所谓的国政;而在王廷之外，则实际上采取的是“大夫”治民，也就是一级控一级，类似于日后的官僚制，只是这个“大夫”多半是世袭的，比如被周王封为西陲大夫的秦国始祖。

　　这就是“廷臣—大夫”制。

　　在王畿之内，民的概念，主要是“国人”，也就是周本族所辖的“自由民”，但是这部分“自由民”需要承担上级管理者派出的“军役”;在王畿之外，跟随分封诸侯到新“国”，也就是诸侯都城的，除了诸侯亲族之外，也是“国人”。

　　而这一切，其实是周王朝的“国族”统治者的组织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外，是承担实物、劳役贡赋的“野人”，也就是被征服者的后裔们，他们没有承担“军役”的资格，自然也就没有参与政治的资格。

　　商鞅变法的本质，只是在春秋、战国，周制瓦解的过程中，拣选出他认为较具备组织效率的一部分，进行制度的继承和重组，而这种继承，甚至不是他创造出来的，是三晋这个先发的“军国”进行卿大夫专政的数百年间积累下来的制度性经验。

　　当战国诸侯，抛弃了“国野制度”之后，要建立广泛、动员的组织形式以适应大规模灭国战争的需要，本身就要对社会群体的“自组织形态”宣战，这部分“自组织形态”较顽固的部分，就是“血缘群落”。

　　“血缘群落”由家庭到家族，由家族到氏族，成为一个个组织堡垒，对抗的动员形态，商鞅的策略，无非是告诉君主，如何、有效、残酷地粉碎这些堡垒，再以小家庭的形态，完成人口的资源化，即人力资源化，才能让随心所欲地进行调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的基础思维方式，即利用人类的原始欲望，归根结底，就两条：

　　以利诱之，以力服之。

　　用利益诱惑人，用力量恐吓人，从而完成对个体的调动和改造，也就从根儿上刨了“血缘群落”的基础，让个体没有凭借，也没有能力与对抗，甚至讨价还价。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进程，不是创造出来的，只是对周、春秋、战国一系列组织手段尝试的较终总结，也可以称为“集大成者”。

　　当然，哪怕同在战国时代，关东六国也有其他类型的尝试，比如与商品经济结合(齐)，与世袭制度结合(楚)，等等，但是秦国的社会、经济较落后，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因为“七世内乱”，封君制度也不兴旺，较多保留了周朝的社会和制度传统，自然也较容易退回到周王畿的“古典军国主义”制度，只是扩张了官僚组织的触角和度，进而将包括“国人”、“野人”的全部社会都吃下肚子，又用“郡”的制度，完成对“邦”(也就是国都王畿统县编户齐民，秦始皇统一前的郡，实质上就是对内史、国尉统领“王畿”的复制)的体系的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