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的出现和玄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主要探讨宇宙本源与人生意义。受这股玄学思潮的影响，魏晋士人往往表现出后世所谓的“魏晋风度”。但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背后也有不得以的苦衷。那么，“魏晋风度”是怎么形成的?

　　政治条件

　　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一直被封建政权奉为正宗(起码表面上如此)。但这种状况到了东汉末期，受到了严重挑战。随着统治阶级矛盾的加深，割据势力的兴起，士大夫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改变。东汉末期宦官专权严重，士大夫阶级为了和宦官抗衡，利用“清议”这种形式与之对抗，即品评人物和朝政得失。但相应地，引来了宦官集团不遗余力地打击，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也因此爆发。

　　许多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甚至学生子弟都受到牵连。而在这其中，郭泰也是“党人”中一员，只是他只讨论品评理论，而不涉及朝中具体人物，因此得以保全自身。因此，到了后来，原先批评朝政的“清议”，逐渐转化为抽象玄理的讨论。表达了士大夫消极不与朝廷合作的态度。

　　士大夫开始探讨比如“有无”、“动静”、“名教与自然”、“出世与入世”、“无为与有为”等问题。由东汉的“清议”转变为魏晋的“清谈”，而清谈也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魏到西晋，是士大夫表明本人态度以及立场。第二时期是东晋，清谈已经变成了“玄言”的讨论，失去了政治的实际性质，成为名士的点缀而已。他们奉“三玄”(《老子》、《庄子》、《易经》为三玄)为圭臬，一切学理及人生观，都在“三玄”中寻找答案。

　　经济条件

　　西晋统一后，认为天下无事的晋武帝开始大肆享受起来，后宫中的姬妾近万人。在较高统治者的示范下，当时的丞相整天吃饭就要花费万钱，但仍然说没有想吃的东西。当时的景象，可以概括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这些“不耕不织，锦衣玉食”的世家和高官们，充实他们精神世界的，便是清谈。

　　口谈虚浮，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于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陵迟。

　　等到东晋建立，这股风气更是被放大。身处江南富饶之地，对于“妙善玄言”，“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隧成风俗焉”。如果能笃信“三玄”，还能作为学术探讨或哲理欣赏。但更多的人是一知半解，只是为了附庸风雅、装点门面，这就导致了整体社会风气的败坏。

　　当西晋玄谈名士王衍，被石勒大军捉住活埋的时候，他本人感叹：“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东晋恒温北伐时，也曾感慨地说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子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思想条件

　　一股思潮的发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玄学的发展也是如此。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正始之风”是玄学开创期，此时推崇“贵无”。后面是竹林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再往后，又由“贵无”转向“贵有”。等到了永嘉时期，以郭象为代表，是玄学的综合和完成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佛教与老庄的哲理一拍即合。在汉末魏晋，佛学依附于黄老之学;到了南朝时期，则以佛学说老庄，佛学此时成为思想主流。而土生土长的道教，为了对抗佛教，亦抬出了皇帝、老子。老庄与佛、道激扬而成哲理，玄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只是林泉隐逸清谈玄理，即使无益于国，但也不致误国。此种“魏晋风度”，亦丰富了思想的多样性。但像王衍这样的高官，崇尚虚无，口谈玄理，不以安世济民为己任，这样的“魏晋风度”，却是亡国之音。所以，对于“魏晋风度”，我们要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来看，而不应过分推崇或贬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