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拆开来看，首先是改革，再是开放，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我国领导人率先打开国门，建立经济开发贸易区，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先联系起来，在将中国的产业和商品外输，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往来，提升中国的经济。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在经济改革的方面中国也一直都在不断探索，开发经济贸易区等等的有利措施，直到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飞速发展的经济和增强的国力。今天我们一起看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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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多，这是外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中国的“区”多，这是外商对中国经济的第一印象。

　　从1978年开始的4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招商引资，尤其是外资。而外资进入中国，选的就是林林总总、大大小小、功能各异的“区”，光名目就有经济特区、新区、自贸区、经济开发区、高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还有综合配套改革区、金融综合改革区，等等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不知所以。

　　但是，放在中国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区，都有它的逻辑和历史合理性，是改革长河里不可或缺的“石头”。而随着中国经济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从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从“摸石头过河”向顶层设计转变，中国是否还需要这么多样、如此复杂的“区”们，也到了该认真思考、重新定位、重新洗牌的时候了。无论是以“政策洼地”制胜的传统“区”，还是以“制度高地”见长的时下各种自贸区、自由港，都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整体开放度不够，才使得这许多的“区”有了用武之地。如果中国的整体营商环境达到和现代的水平，“区”的优势弱化、消失，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区”的减少、整合乃至消失，是中国改革开放到达高水平的体现，应该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是我们设区的终极目标。但是，在此目标达成之前，“区”的存在无法回避，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过程。

　　各种的“区”，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带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捋，看似纷繁复杂的“区”们，就有了明晰的脉络。从80年代的经济特区，到90年代的新区，再到十八大后的自贸区，是较主要的一条脉络，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具有标志性意义。

　　“杀出一条血路”的特区

　　80年代，是经济特区的时代，以深圳为代表。深圳是第一个，为改革开放担当了“破坚冰”的角色;也是较成功的一个，不仅是中国过去40年传统制造业常规崛起的领军者，又以创新驱动和先进制造业引领当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经济特区的特点，是既有“政策洼地”，又有“制度高地”。在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软硬环境都十分地不理想，吸引外资只能依靠这些软硬环境相对好一些的特区。特区之特，就特在投资环境“好一些”，是投资环境的相对“高地”。至于这高地是政策使然，还是制度创新所造就，其实并不太好区分。一般来说，政府提供税收减免和土地，这是“政策洼地”;但是，为冲刺旧有和僵化体制的限制而大胆推出的“特事特办”，究竟算是一种政策洼地，还是制度高地，则要看这些做法是否能推至而广之。可复制、可推广，就是制度高地;不可复制、不可推广，只能是政策洼地。#p#分页标题#e#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外资在80年代享受的国民待遇。在那个年代，中国企业的国民待遇总体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在这种条件下，外资在特区内享受远好于区外的道路、水电气、通讯等基础设施，远低于区外的税收、土地、厂房，远比区外简单、快捷、便利的商事制度、通关、“座上宾”式的政府关系。这些待遇，是普通中国人和中国企业艳羡不已但可望不可及的，是出国民的“国民待遇”。这中间，有些的确是“常”的国民待遇，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现象，会逐步退出;大部分，则原本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国民待遇，随着中国整体改革开放水平的增强，这些“看似常”、实则正常的国民待遇逐步惠及外资和本国企业，成为名符其实的国民待遇。

　　经济特区在八九十年代风光一时，但进入，却因为中国整体改革开放水平的大幅增强，其吸引外资的“高地效应”弱化而泯然众人矣。这其实是一种进步。经济特区落寞的背后，是中国基础设施的突飞猛进、是中国营商环境的整体改善，特区的优势不再突显，所谓“特区不特”。

　　不仅特区落寞，外资企业也从高高在上而回归企业的应有常态，会有一种失落感。但是，对于而言，这则是一种进步。

　　特区始于深圳，扩容至珠海、汕头、厦门，88年更将海南全域划为特区并升格为省，这是特区“意气风发”的年代。

　　承载战略的新区

　　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特区，引领了中国第一轮改革开放;浦东是中国第一个新区，引领了中国第二轮改革开放。两者都具有标志性意义，正如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所言：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

　　特区与新区是不同的概念。特区的特点是自顾自，集聚和虹吸远大于辐射，重点在自己先富起来。这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蛇口的创办，是带有一点烈士气质和悲壮感的，要“杀出一条血路”。特区能把自己照顾好，就已经是地不容易了。

　　但是，进入90年代，中国经济已基本告别短缺。的整体战略也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开始逐步向共同富裕、协同发展转变。不再设立“自顾自”的特区，而是通过“新区”的设立，带动一个区域的发展;不再是特区和沿海城市孤岛式的发展，而是通过新区“以点带面”、辐射和拉动一大片。

　　浦东新区、滨海新区，都是基于这样的构想。浦东开发，领导人看到的绝不是浦东这一小片，也不只是上海，而是以浦东开发带动长三角，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继珠三角之外的第二极。滨海新区，也不是只为了天津，而是要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

　　迄今为止，新区已有19个。其共同特点都是不许“自顾自”，不是服务于新区自身，而是服务于的整体战略。这19个新区所承载的战略，涵盖了九十年代至今近30年间中国重大的战略构想和部署，包括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海洋经济，等等。

　　经济特区的辉煌在80年代，特区的设立也早已成为历史(喀什、霍尔果斯是特例)。与之不同的是，多达19家的新区仍在不断扩容，并将进行新一轮规划。这表明，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以点带面”、“从不均衡到均衡”、“从集聚到辐射”、“从先富到共同富”，仍将是经济的战略重点。#p#分页标题#e#

　　无论是特区，还是新区，都面临一个共同的挑战：效应递减。深圳特区是第一个特区，也是效应较为明显的特区;其后的几个特区，无论大小，都不能青出于蓝。浦东是第一个新区，也是带动和辐射效应较为明显的新区;其后的新区，很难复制浦东的成功。

　　这也许是符合所谓“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也暴露出迄今为止的特区、新区、开发区、高新区基本理念的缺陷：靠刺激。这些“区”们，无论是依靠政策洼地，还是通过制度高地，实质上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Incentive来吸引投资者。而Incentive，无论是政策上的，还是制度上的，都是一种刺激。投资者对刺激的反应，总是开始时较强，慢慢麻木。深圳和浦东都是第一个，所以较刺激。现在的特区、新区、开发区、高新区已是遍地开花，到处都是政策洼地，也就不成其为洼地;到处都在创造制度高地，也就不成其为高地。投资者对各种区们的感觉越来越麻木，虽然地方政府仍然趋“区”若鹜，但也常有“有心无力”、招商乏术之感。

　　自贸区的新希望

　　为吸引投资者而设的特区、新区，是否还可以祭出新的“刺激术”(Incentive)?

　　从2012年十八大开始，一种新的“区”进入决策层的视野，2013年在上海迅即落地，并在五年间迅速扩容到12个省市。势头之猛，各方寄予厚望之殷，令人刮目。这就是中国自由贸易区，依试验地不同，分别有上海版、广东版、福建版、天津版等等，直到较新的海南版。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需要载体，中国迄今为止的各种“区”们，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挑战面前已经力不从心，所以需要有一种全新的“区”，来承载这一新的使命。

　　具体要怎么做?这是一个正在探索中的问题，并没有答案。目前的基本思路是两条。一是自贸区的思路;一是自由港的思路。

　　自贸区的思路，实际上是传统各种区的升级版，是一种较大程度的改良，而非根本性的变革。目前，12个自贸试验区的试验，在四个方面都在尽较大努力改良。一是投资方面，尽可能缩短负面清单，较大程度对外资开放。这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尤其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清单的长度还是有点长。二是贸易。目前的着力点仍是便利化，比如通关程序简化、效率提升;而非自由化，彻底放开。三是政府职能转换，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四是金融创新，比如跨境投融资便利。

　　简言之，这种改良式的自贸区思路，是着眼于未来可复制推广到。步子过大，是不大可能推广到的。步子太小，却又不足以对投资者产生足够的刺激(Incentive)。

　　自贸区思路是改良式的，也是动态的，它对标的是目前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既包括WTO多边体制下的规则，也包括TPP等高水平自贸协定的规则和所谓的21世纪议题。改良式、渐进式，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法宝;而动态的、对标国际先进标准的改良，可以将中国的营商环境提升到国际。单此一点，对投资者的刺激效应就不容小觑。

　　与自贸区思路不同的，是自由港思路。自贸区思路，是对标国际先进标准;自由港思路，则是对标国际较高水平。具体而言，就是对标香港、新加坡、迪拜。

　　这是一种不同于自贸区思路的自由港思路。其特点，就是不以可复制、要推广为目标(因为较高是不可复制的)，而以自由度较高为目标(当然要结合中国国情)。

　　自贸区思路要有三个思维：“随便”思维、“负面清单”思维、“离岸”思维。#p#分页标题#e#

　　“随便”思维，体现的是经济活动的自由度。企业注册、经营、注销，随便;进口、出口、转口，随便;船只、飞机出入境，随便;资金进出、汇兑，随便;人员流动，随便。

　　都随便?这不乱了套了吗?不会。法无禁止即可入、法无禁止即可为。这些随便是在法无禁止的前提下。所以，随便思维的基础是负面清单思维。不让随便的，请列出清单明示、公之于众。

　　离岸思维，是自由港有别于自贸区的根本特征。所谓离岸，是指经济活动游离于中国监管体系之外，所谓“境内管外”(不只是关外)。

　　如果思想上转不过弯，思维不愿意接受离岸的“治外”，等于是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离岸贸易、离岸金融白白拒之门外。而我们不要的，香港新加坡迪拜乃至于百慕大、维京之类的弹丸之地却都视为财神爷、香饽饽。中国多地都在努力成为这样那样的中心，什么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真正的中心，都是既经营在岸，又经营离岸。

　　自贸区、自由港，承载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