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中，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主力是国企、外企民企和乡镇企业，但是前三个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依旧如沐春风，蓬勃发展，而乡镇企业却在这个大浪潮中逐渐淡出经济圈，早早地就夭折了，这是为什么呢?有哪些特定的社会因素将乡镇企业的苗牙给掐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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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是摸着石头过河，自下而上的探索多于事先的顶层设计，所以意外的惊喜很多。其中较大的惊喜之一，是乡镇企业在八、九十年代的蓬勃兴起，是个“意外”。

　　乡镇企业在今天，已经少有人知，而更多地被混同于民营企业。两者固然有的历史渊源和承继，但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代表了中国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型中的两种模式。乡镇企业，本质上属于集体经济，有明确的法律定义;源起于改革开放前就已存在的社队企业;以“苏南模式”为早期典型;以乡镇办、村办为主，也有以家庭为基础的户办、联户办，还有不少挂靠性质的企业。而民营企业，虽然广为人知并被学术界、理论界、公众乃至决策层普遍使用，但没有法律上的明确定义，更像是一种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指称，其本质上就是私营企业，以“温州模式”为早期典型。

　　中国经济的四大主力：国企、外企、乡镇企业、民企。如今，国企、外企、民企“桃花依旧笑春风”，只有乡镇企业却已“人面不知何处去”。有人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来形容乡镇企业的昙花一现。唏嘘之外，更多的论著则试图解释乡镇企业兴衰的背后，并由此理解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逻辑。

　　时势造英雄。乡镇企业在80年代迎来第一个黄金期，产值一度占农村总产值半壁江山，每年提供数百万个就业机会，拉动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越城市。这种“异军突起”，是时势使然。90年代后期，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改制，与国有企业一样“抓大放小”。乡镇企业，作为一个历史名词，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也是时势使然。

　　正如中国各种各样的特区、新区、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缩影一样，乡镇企业的起落兴衰，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标志性事件也有着天然的联系。以乡镇企业的视角，审视中国改革开放的脉络，别有一番滋味。

　　农村承包制：另类的烦恼

　　小岗村的试验，推广至，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干制。包干，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主流思路，始于种粮，推而广之到国企包干、财税包干、部门包干、外贸包干、信贷包干，颇有“一包就灵”的气象。

　　农村的包干，解决了种粮积极性问题，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但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剩余劳动力。由于种粮积极性空前增强，过去几个人的活，现在一个人干了，剩下的人，就变成了剩余劳动力(Redundancy)。

　　城市里也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与农村不同，城市并非因为国企的效率有了飞跃，而是因为数千万知青返城，带来了空前的就业压力。#p#分页标题#e#

　　80年代初期的中国，在农村和城市同时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大量人口无所事事，游荡于街头巷尾、田间地头。这不仅是一种经济上的压力，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上的压力。我来自于安徽一个贫困县的乡下，对那一时期的印象就是社会治安很差，到处都是游手好闲、寻衅滋事的痞子、流氓。1984年，中央不得已以规手段出手整治严打，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形势的严峻。

　　但是，根本之法还是要提供就业。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采取了对小岗村试验同样的包容、开明，来对待民间自下而上的各种尝试。在城市，主要是个体经营、个体户;在农村，则主要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家。这一时期，较的个体户，莫过于傻子瓜子年广久。而在乡镇企业家中，则以鲁冠球、吴仁宝等较具代表性。同样是严打的1984年，中央4号文件正式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中国是一个重名的，名正方可言顺，言顺乃事成。中国乡镇企业由此进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增长期。

　　财政包干：地方政府热情的高涨

　　农村包干制的成功，使包干成为80年代的主流思路，财政亦然。财政包干几经变迁，但在1994年分税制前，就像农民对承包制总结的那样，“交够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财政包干的实质，就是“交够上面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对于县、乡、村三级政府(集体)来说，乡镇企业的收入，在“交够上面的”之后，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种积极性，只有包产到户的农民才有。现在，地方政府有了。

　　市场是现成的。80年代的中国，是典型的短缺经济，没有卖不掉的，只有生产跟不上的。制约经济增长的，不是市场，而是产能。

　　生产要素是现成的、廉价的：土地，还远没有被土地财政哄抬上天;劳动力，整日游荡、无所事事的人多了去。资金，在县、乡、村三级政府的热情面前，也不是问题，政府可以出资，可以出面集资，强制半强制地要求银行、信用社贷款。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能源、原材料、机器设备。

　　价格双轨制：歪打正着

　　农村包干成功，改革的重点开始转向城市。

　　城市的经济远比农村复杂，不是小岗村那样的试验可以一招奏效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公认的看法，是价格被扭曲，导致市场失灵。但是，如何矫正价格，却有各异的思路。又是在1984年，在那个的莫干山会议上，计划派提出，依然由计划调节价格，重在调;市场派提出，要将价格交市场决定，重在放。现实派则取其中，提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计划内的不变，仍由政府定价和调整;计划外的放开，市场说了算。此即所谓的价格双轨制。

　　三种办法，代表三个方向。计划的调，仍然是在计划的框子里，方向还是计划;市场的放，虽代表了正确的方向，但是一下子放开，对经济会不会产生破坏性的冲击，当时没有把握，也被后来的“价格闯关”证明不可行。更为现实的办法是折衷，先让双轨并行，逐步收缩“调”的那一轨，向“放”的那一轨靠拢。

　　这种双轨制的思路，其实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从土地、资金到劳动力，无不如此。至今，土地、资金和劳动力依然是两轨的体制，并没有完全交给市场，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有关于双轨制的是非对错，今天已有公论。但设计者的初衷里，应该是没有乡镇企业太多的位置，却对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歪打正着的推动作用。甚至有观点认为，没有价格双轨制的“放轨”，就没有乡镇企业的第一个黄金期。#p#分页标题#e#

　　原因很简单。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仍然是计划内的经济，计划外的空间很小并且灰色。与庞大的国有经济相比，乡镇企业虽因集体性质而跻身公有制之列，但实际上是不入计划之“流”的，生产所需的能源、原材料、机器设备没有计划内的来源，只能以灰色方式获取，代价高昂、无保障、没有安全感。

　　价格双轨制的出台，以放轨的方式赋予原本灰色的计划外空间以合法性。相比于计划内，计划外获取能源、原材料、设备的代价依然不低，但可靠性和安全感已不可同日而语。乡镇企业由此迎来了它的飞跃式发展。

　　宏观调控与治理整顿

　　乡镇企业的发展史，经历了两起两落。80年代、90年代各有一段时间的繁荣期，是为起;又都因为政策的变化，由于宏观调控、治理整顿而落。乡镇企业的起落，有其自身的内因，而宏观环境的变化，则是不可忽视的外因。

　　宏观调控、治理整顿，为何对乡镇企业有如此大的影响?这与前文所说财政包干、当时的税制、乡镇企业早期的野蛮生长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财政包干，地方政府有办企业的积极性，因为有税收、收费、上缴利润，还可以作为小金库随时调剂财力的不足。还因为当时的税制以流转税为主，不管企业盈不盈利，只要工厂开工，地方政府就有税入，所以乐见“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更愿意做大规模。至于企业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是否适销对路并盈利，地方政府反倒不以为意，铁打的政府流水的官，反正做几年就会调走。

　　地方政府的这种思维，助推了乡镇企业早期一哄而上、同质竞争、不计成本、不计投入、不计效益的“野蛮生长”，也因此成为89-91、93-95两度治理整顿的重点。治理整顿，并不针对乡镇企业，但因为乡镇企业的“野蛮”，不可避免地成为整顿的目标。原因很简单，不以盈利和持续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在治理整顿的大环境下，同质竞争、重复建设、不计成本、不计投入、不计效益的裸泳者，必然大白于天下。其代价，不仅自身陷入困境，也成为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呆帐坏帐。

　　分税制：地方政府热情的消褪

　　乡镇企业在90年代中后期的消褪，有学者归因于中国财税体制的改革。1994年，财税体制从此前的包干制变为分税制，地方政府只能拿到增值税和所得税(2002年起)的小头，其主力税收只剩下营业税，而营业税对应的是建筑业、房地产、服务业，尤其是建筑和地产。仅从税收激励的角度，地方政府对办企业、工业化的积极性明显减少，对经营城市、城镇化的兴趣明显提升。1994年是中国财税体制的分水岭，也是地方政府激励导向的分水岭。

　　这对乡镇企业当然不是好消息。乡镇企业作为一种集体性质的企业，是在地方政府多年的特殊关照下异军突起的。如果地方政府因为税收激励导向的变化而失去办企业的积极性，乡镇企业就只能像真正的民营企业那样，单靠自身的力量在市场中搏杀。

　　失去地方政府青睐的乡镇企业，变身真正的民营企业也就是必然的选择。

　　抓大放小的改制

　　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的处境艰难，曾经风光无限的乡镇企业，也陷入走向的迷惘。这一时期的解决思路，就是众所周知的抓大放小。

　　尤其是放小。所谓放小，用通俗的话，就是“能卖则卖、能租则租、该关则关”。在短短几年内，90%以上的乡镇企业实现改制，与同时代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一起，共同汇入民营企业的洪流。很多企业名称还在、厂子还在、还是原来的工人甚至管理层，但是，乡镇企业作为一个名词和一种现象，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记忆。尽管在报纸电视中还时有所闻，但也仅仅是一种地域的概念了。#p#分页标题#e#

　　今天的民营企业，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城镇就业、90%的市场主体。这其中，有多少是曾经的乡镇就业，已经无从查证。作为转型时期的一种过渡，乡镇企业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也有它的缺陷，可以感叹，但不必感伤，因为它的后继者已经凤凰涅槃、华丽蜕变，将中国经济送上了世界第二的宝座。

　　企业的主人

　　乡镇企业为什么衰落，原因有很多，说法也很多。前面分析过一些。还有一些时代背景。80年代是个体户和乡镇企业家的时代，堪为对手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还基本束缚在体制之内，又是短缺经济，对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要求不高，所以有“所向披靡”的美好幻觉。进入90年代，从1992年起，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加之90年代后期抓大放小，大批国企管理者“下海”，蓝海顿时变成红海，在教育程度、知识水平、管理经验、视野等方面处于劣势的个体户和乡镇企业家顿感压力。中国入世后，外资大举进军内地，对乡镇企业家更是雪上加霜。

　　浸淫商界多年的柳传志曾有一句心得：没有主人的企业是不会有人心疼的。一个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关键是有人真正地在意它。这个在意它的人，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而未必就是大股东、董事长或CEO。这与制无关，而与机制、企业文化有关。如果没有机制或企业文化来确保大股东、管理层和员工都真正在意这个企业、真正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孩子，大家就会把企业当唐僧肉而无人关心它未来是否可持续。

　　乡镇企业就是这种情况。从理论上，乡镇企业是集体性质，全体乡民、镇民、村民是企业的主人，但实际上，由于缺少制约的机制，更谈不上基于价值的企业文化，乡镇企业常被乡镇政府视为小金库，无奈的员工和管理层也只好效尤。理论上的有主人，因为制度和文化的缺位，异化为实际的无主人。这，也许就是乡镇企业衰落的根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