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功绩可不是“挽狂澜既倒、扶大厦将倾”，他是把既倒之狂澜补上一脚、将倾之大厦再抡一锤，然后“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再者说了，拿毛主席和其他人比，有些太欺负人。大概类似于，拿乔丹和阿坤比打篮球，这样做不合适。

　　中国近现代能被称作“扶大厦之将倾”者，邓公当算其一。

　　上世纪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困境中寻找出路。如何建设现代化，成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可是，中国在建设方面没有一点经验。

　　解放初期，塑料(苏联)老大哥还会施以援手;眼瞅着中国迅有用长，塑料老大哥竟然背信弃义拔身而去，还撤走了援建项目的!

　　无人指点，中国唯有自救。

　　怎么救?从哪救?救什么?没有人知道，唯有摸索。

　　盲人摸象者，摸着耳朵像扇子，摸着大腿像柱子;若是摸到象牙，可能会被挑成二橛子。不论走哪条路，都有利弊，只是孰轻孰重之理。

　　探索阶段，在经济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试探”。这些“试探”并没有经过严密论证，就匆匆上马，较终导致“试探”成为“弯路”;由于没有意识到“弯路”严重性，导致在“弯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散至其他领域。

　　“弯路”走到70年代末，经济建设几乎停滞、百姓陷入一种迷茫的状态。

　　倘若在“弯路”上继续走下去，的未来不堪设想。很有可能跟塑料老大哥一样，陷入的混乱中，以至于“大厦将倾、狂澜既倒”。

　　就在这时，邓公从困境中走出，亦然握住经济建设之方向盘，一脚刹车踩下，在一条从来就没人走过的地方，生生开出一条康庄大道。

　　1978年12月底，邓公召开了一场足以影响中国历史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上，邓公确定了实事求是之思想路线、明确经济建设的目的是建设现代化强国、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有了方法、有了目标、有了路线，还是不能贸然前行。

　　1979年，在农业上的实验(小岗村生产责任制)已经推广到，邓公决定在经济上也要搞个实验，在个别城市开展经济“实验”，即经济特区。

　　第一批经济特区有四个城市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后来相继增加海南、上海、霍尔果斯等地为经济特区，这些城市的发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前进。

　　经济特区的成就，极大增长了中国人的自信。

　　1982年9月22日，中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邓公趁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之机，就中英香港问题进行深入谈判。会议上，邓公寸步不让、英国百般刁难，双方较终不欢而散。会议结束后，撒切尔夫人退场时，在门前摔了个跟头，似乎是在暗示：英国尽管百般刁难，却没占到一丝便宜。

　　其后两年，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又进行了多轮谈判。1984年9月，邓公终于没有耐心和英国扯皮，抛出了语气强烈、态度明确的回话：

　　中国在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到干扰，不会有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帐。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谁就是李鸿章!

　　邓公还暗示：中国决不放弃“手段”解决英国问题。

　　较终，英国不得不答应无条件归还香港。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邓公，中国的经济何去何从?香港、澳门又该如何解决?以经济为底气、军事为后盾，棘手的问题都不是问题，1978年—1997年，中国的发展要感谢邓公。

　　毛主席让中国“换了人间”，邓公让这个“人间”充满生机!从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实事求是”的指引下，少有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