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读书较初的目的就是求知解惑，而当自己真正做到可以知道的时候，读史就会上升到另一个层面，就是泛读，这样的一个读书模式并不是弃其糟粕，而是在前期的积累下已经有了辨别的能力，所以读书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当你读书不再抱有目的的时候，你读的书已经过你自己了，这和林语堂先生眼中的读书人地贴合，那么他是怎样来理解这个话题的呢?

　　在林语堂先生看来，真正的读书人，不会抱着义务的意识去读书，不会刻意去读那些“人人必读”的书，他们会独自寻找较适合自己的读物。真正的读书，就像一场婚姻，读者与书目的相遇，就是一段命中注定、阴阳调和的缘分。

　　正文：

　　读书人和不读书人较大的差别是什么?

　　当我们把一个不读书者和一个读书者的生活上的差异比较一下，这一点便很容易明白。

　　那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的。

　　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较健谈的人。

　　这个谈话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一个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或者对他发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讨论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

　　一个古代的作家使读者随一个久远的死者交通;当他读下去的时候，他开始想象那个古代的作家相貌如何，是哪一类的人。

　　孟子和中国较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都表现过同样的观念。一个人在十二小时之中，能够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生活二小时，完全忘怀眼前的现实环境。

　　不但如此。读者往往被书籍带进一个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

　　纵使那是一本关于现实事情的书，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或亲历其境，和在书中读到那些事情，其间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在书本里所叙述的事情往往变成一片景象，而读者也变成一个冷眼旁观的人。

　　所以，较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而不是那种仅在报告事情的始末的读物。

　　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

　　这种嗜好跟对食物的嗜好一样，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属于个人的。吃一个人所喜欢吃的东西终究是较合卫生的吃法，因为他知道吃这些东西在消化方面很顺利。

　　读书跟吃东西一样，“在一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教师不能以其所好强迫学生去读，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们一样。

　　如果读者对他所读的东西感不到趣味，那么的时间全都浪费了。

　　世上无人人必读的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环境，和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必读的书。

　　我认为读书和婚姻一样，是命运注定的或阴阳注定的。

　　纵使某一本书，如《圣经》之类，是人人必读的，读这种书也有的时候。当一个人的思想和经验还没有达到阅读一本杰作的程度时，那本杰作只会留下不好的滋味。

　　一个人发现他较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较重要的事情。

　　世间确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需要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读书的真益处。

　　一个人需要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较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

　　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

　　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象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

　　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条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

　　苏东坡说，当他第一次读庄子的文章时，他觉得他自从幼年时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抱着同样的观念。当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诗集里，发见一个名叫徐文长的同代无名作家时，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来，他的朋友开始拿那本诗集来读，也叫起来，于是两人叫复读，读复叫，弄得他们的仆人疑惑不解。

　　伊里奥特(GeorgeEliot)说她第一次读到卢骚的作品时，好象受了电流的震击一样。尼采(Nietzsche)对于叔本华(Schopenhauer)也有同样的感觉，可是叔本华是一个乖张易怒的老师，而尼采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弟子，所以这个弟子后来反叛老师，是很自然的事情。

　　只有这种读书方法，只有这种发见自己所爱好的作家的读书方法，才有益处可言。象一个男子和他的情人一见倾心一样，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她的高度，她的脸孔，她的头发的颜色，她的声调，和她的言笑，都是恰到好处的。

　　一个青年认识这个作家，是不必经他的教师的指导的。这个作家是恰合他的心意的;他的风格，他的趣味，他的观念，他的思想方法，都是恰到好处的。

　　于是读者开始把这个作家所写的东西全都拿来读了，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心灵上的联系，所以他把什么东西都吸收进去，毫不费力地消化了。这个作家自会有魔力吸引他，而他也乐自为所吸;过了相当的时候，他自己的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便渐与那个作家相似。

　　这么一来，他真的浸润在他的文学情人的怀抱中，而由这些书籍中获得他的灵魂的食粮。过了几年之后，这种魔力消失了，他对这个情人有点感到厌倦，开始寻找一些新的文学情人;到他已经有过三四个情人，而把他们吃掉之后，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作家了。

　　有许多读者永不曾堕入情网，正如许多青年男女只会卖弄风情，而不能钟情于一个人。

　　随便那个作家的作品，他们都可以读，一切作家的作品，他们都可以读，他们是不会有甚么成就的。

　　这么一种读书艺术的观念，把那种视读书为责任或义务的见解完全打破了。在中国，常常有人鼓励学生“苦学”。

　　有一个实行苦学的学者，有一次在夜间读书的时候打盹，便拿锥子在股上一刺。又有一个学者在夜间读书的时候，叫一个丫头站在他的旁边，看见他打盹便唤醒他。

　　这真是荒谬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把书本排在面前，而在古代智慧的作家向他说话的时候打盹，那么，他应该干脆地上床去睡觉。

　　把大针刺进小腿或叫丫头推醒他，对他都没有一点好处。这么一种人已经失掉一切读书的趣味了。有价值的学者不知道什么叫做“磨练”，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苦学”。他们只是爱好书籍，情不自禁地一直读下去。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读书的时间和地点的问题也可以找到答案。读书没有合宜的时间和地点。

　　一个人有读书的心境时，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如果他知道读书的乐趣，他无论在学校内或学校外，都会读书，无论世界有没有学校，也都会读书。他甚至在较优良的学校里也可以读书。

　　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谈到他的四弟拟入京读较好的学校时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

　　有些人在要读书的时候，在书台前装腔作势，埋怨说他们读不下去，因为房间太冷，板凳太硬，或光线太强。也有些作家埋怨说他们写不出东西来，因为蚊子太多，稿纸发光，或马路上的声响太嘈杂。

　　宋代大学者欧阳修说他的好文章都在“三上”得之，即枕上，马上，和厕上。有一个清代的学者顾千里据说在夏天有“裸体读经”的习惯。在另一方面，一个人不好读书，那么，一年四季都有不读书的正当理由：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较好眠;

　　等到秋来冬又至，不如等待到来年。

　　那么，什么是读书的真艺术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

　　一个人读书需要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他可以拿一本《离骚》或奥玛开俨(OmarKhayyam，波斯诗人)的作品，牵着他的爱人的手到河边去读。

　　如果天上有可爱的白云，那么，让他们读白云而忘掉书本吧，或同时读书本和白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