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是怎样形成的?相信大多数人知道魏晋时期但对当时所盛行和推崇的“魏晋风度”有所不知，什么是“魏晋风度”呢?它具体指的是在魏晋时期人们行事的一种豁达率性有着名士风范的行为，而在这个时期正处于战争繁多生活动荡热，社会思想较于活跃的氛围下，展现出“魏晋风度”是为什么呢?广西秦学网小编在这里为大家整理了关于这一推崇风度的分析，在政治条件和经济以及思想条件下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学生们可以参考以下内容更多的了解魏晋时代的思想生活。

　　魏晋风度”的出现和玄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主要探讨宇宙本源与人生意义。受这股玄学思潮的影响，魏晋士人往往表现出后世所谓的“魏晋风度”。但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背后也有不得以的苦衷。那么，“魏晋风度”是怎么形成的?

　　政治条件

　　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一直被封建政权奉为正宗(起码表面上如此)。但这种状况到了东汉末期，受到了严重挑战。随着统治阶级矛盾的加深，割据势力的兴起，士大夫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改变。东汉末期宦官专权严重，士大夫阶级为了和宦官抗衡，利用“清议”这种形式与之对抗，即品评人物和朝政得失。但相应地，引来了宦官集团不遗余力地打击，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也因此爆发。

　　许多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甚至学生子弟都受到牵连。而在这其中，郭泰也是“党人”中一员，只是他只讨论品评理论，而不涉及朝中具体人物，因此得以保全自身。因此，到了后来，原先批评朝政的“清议”，逐渐转化为抽象玄理的讨论。表达了士大夫消极不与朝廷合作的态度。

　　士大夫开始探讨比如“有无”、“动静”、“名教与自然”、“出世与入世”、“无为与有为”等问题。由东汉的“清议”转变为魏晋的“清谈”，而清谈也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魏到西晋，是士大夫表明本人态度以及立场。第二时期是东晋，清谈已经变成了“玄言”的讨论，失去了政治的实际性质，成为名士的点缀而已。他们奉“三玄”(《老子》、《庄子》、《易经》为三玄)为圭臬，一切学理及人生观，都在“三玄”中寻找答案。

　　经济条件

　　西晋统一后，认为天下无事的晋武帝开始大肆享受起来，后宫中的姬妾近万人。在较高统治者的示范下，当时的丞相整天吃饭就要花费万钱，但仍然说没有想吃的东西。当时的景象，可以概括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这些“不耕不织，锦衣玉食”的世家和高官们，充实他们精神世界的，便是清谈。

　　口谈虚浮，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于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陵迟。

　　等到东晋建立，这股风气更是被放大。身处江南富饶之地，对于“妙善玄言”，“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隧成风俗焉”。如果能笃信“三玄”，还能作为学术探讨或哲理欣赏。但更多的人是一知半解，只是为了附庸风雅、装点门面，这就导致了整体社会风气的败坏。

　　当西晋玄谈名士王衍，被石勒大军捉住活埋的时候，他本人感叹：“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东晋恒温北伐时，也曾感慨地说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子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思想条件

　　一股思潮的发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玄学的发展也是如此。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正始之风”是玄学开创期，此时推崇“贵无”。后面是竹林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再往后，又由“贵无”转向“贵有”。等到了永嘉时期，以郭象为代表，是玄学的综合和完成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佛教与老庄的哲理一拍即合。在汉末魏晋，佛学依附于黄老之学;到了南朝时期，则以佛学说老庄，佛学此时成为思想主流。而土生土长的道教，为了对抗佛教，亦抬出了皇帝、老子。老庄与佛、道激扬而成哲理，玄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只是林泉隐逸清谈玄理，即使无益于国，但也不致误国。此种“魏晋风度”，亦丰富了思想的多样性。但像王衍这样的高官，崇尚虚无，口谈玄理，不以安世济民为己任，这样的“魏晋风度”，却是亡国之音。所以，对于“魏晋风度”，我们要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来看，而不应过分推崇或贬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