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三人对抗蒋介石，但是较终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使得这场战役以失败告终。这其中的一种说法是三人在联合抵抗蒋介石的时候，内部之间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在战场上一致对外的时候，较致命的莫过于本部内部的矛盾，很多的战争也是因为内讧较终导致的失败。在战败后，阎锡山在山西东山再起，这其中的复起之路是怎样的呢?

　　1930年3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共57位重要将领，通电拥戴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同时以冯玉祥、李宗仁和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宣布武装讨蒋。政府随即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蒋介石嫡系第一集团军全线开火，中国历祸国殃民的“中原大战”就此爆发。

　　当然，在驻地宣誓就职的只有阎冯李三人，而少帅张学良并未参与，只是“被拥戴”而已，实际是拥兵30万在关外坐山观虎斗。

　　在百万大军展开厮杀之前，晋绥军主将徐永昌就对形势做过整体分析，结论很清晰：如果张学良出兵相助则反蒋联军可能胜，反之则必败，因此曾劝谏阎锡山三思而行，但阎锡山执意开战，徐永昌只好抱定了“受命而来，全师而归”的主意。应该说，这位抗战时期的军令部总长，战略眼光还是比较到位的，而阎锡山能够在下野后“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也借重了徐永昌的忠诚和能力。

　　国民党通过北伐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自东北张学良易帜之后，国民革命军共同的敌人已不复存在，争夺较高权力的内斗立马上演。掌控政府的蒋介石试图以“裁军”的名义削弱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第四集团的实力，在那个军队就是命根子的年代，这哥仨自然不从，于是打将起来，无论口号多么响亮，本质上仍然是新军阀混战，其后果是被关东军钻了空子，都是罪人。

　　观望半年之久的张学良终于决定支持蒋介石，1930年9月18日通电效忠政府，顷率奉军主力入关“武装调停”，在华北地区对蒋军已经渐成劣势的冯阎联军顿时土崩瓦解，冯玉祥和阎锡山无奈通电下野，老冯避上泰山，阎老西逃往日本控制的大连，两人的部队则全部由张学良收编或整编。

　　蒋介石也大伤元气，当时的黄埔系军队不过几十万人，还要南调围剿日益壮大的红军，因此将黄河以北军政完全交由张学良处理，这也是少帅的权力巅峰时刻。

　　蒋介石没有余力，张学良对山西也没有兴趣，因此对于山西的善后，与广西的“桂人治桂”采取了同样的办法，蒋介石比较欣赏的商震和徐永昌先后担任“山西省主席”，并且晋绥军的损失也并不很大，虽然番号被压缩为四个军，但基本实力仍在。晋绥军高中级军官暗地里仍然唯阎锡山马首是瞻，人在辽东，却可遥控山西大事。

　　私下里眉来眼去可以，但是蒋介石和张学良有个底线，即不容许阎锡山公开再回山西主持军政。

　　客观的说，阎锡山能够统治山西长达38年，与其善于“御下”很有关系，晋绥军高级将领大部分忠诚度较高，1949年太原解放时，阎指定的负责人梁化之和“五妹子”同时服毒自杀，比蒋介石大部分黄埔将领们兵败时的表现要好很多。阎锡山也在一直观察国内局势，1931年8月5日，重金买通日本机师秘密飞回山西大同，随即转回家乡五台县“隐居”。

　　阎锡山敢冒险走这一步，其实也是算准了山西局面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并非全是赌博。首先是日本人在东北不断搞事，张学良已自顾不暇，同时“山西省主席”商震过于心向，在人事安排和军官使用等问题上，已经激起了大部分晋绥军将领的不满。阎锡山归晋，哗然，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要求他刻日离晋，关键时刻，徐永昌全力在张学良面前为阎锡山担保，拖延时间以待变化。

　　果然，形势逐渐变得对阎锡山有利起来，8月11日商震去职，徐永昌出任代理“山西省主席”;一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再也无力兼顾山西事宜;年底的12月18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镇压太原学生的反日游行，并开枪打死一名学生，晋绥军将领杨爱源“顺应民意”封闭省党部，全省上下要求阎锡山复出的呼声日涨。

　　而徐永昌一方面电告蒋介石山西的残局只能由阎锡山出面收拾，一方面遣人在高层不断斡旋。

　　在举国团结抗日救亡的舆论浪潮中，蒋介石也只好表态与各地方捐弃前嫌，授意国民政府同意阎锡山主持晋政，1931年10月3日，国民政府令“阎锡山免于通缉”;1932年1月，国民党“四大”恢复阎锡山中央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同年2月，明令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老西终于名正言顺重掌权力。

　　为了让方面安心，1933年3月，阎锡山特地颠颠跑到石家庄，晋见视察华北军事的蒋介石，言辞恳切恭顺，终于取得谅解，至此，阎锡山重掌之权力得以稳固，东山再起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