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我们都知道，商鞅变法的本质就是通过严厉的法令来制约百姓，一次达到王权的稳固，所以说商鞅变法其实是为统治者的权利集中制而实行，但是变法较终失败的原因，也是因为涉及到了王权的根本利益，所以才导致变法的失败。在他的《商君书·说民》中有这样一句话“以奸民治，则民亲制”是什么意思?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

　　这句话，见于《商君书·说民》，这句原话是：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

　　翻译过来就是，用好人善政来治理百姓，则百姓会亲近其亲人亲长，也就是会对其家庭更加依赖，推而广之则会对善良的官吏本身产生感情;反之，任用奸诈的坏人来治理百姓，则百姓会依赖政治、法律，依靠组织，推而广之即需要向更高的权力“讨说法”。

　　总结一下，即《商君书》希望百姓处于一种“反奸官不反皇帝”的状态。

　　而这句话所在的原文段落如下：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

　　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徵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

　　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

　　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

　　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

　　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

　　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

　　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

　　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

　　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

　　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这段话，实际上是一个层层递进的逻辑推导过程，其出发点，其实是现实存在的四种现象。

　　即辩慧、礼乐、慈仁、任誉。

　　辩慧，即思辩的能力，也就是逻辑思维的灵性;礼乐，则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既彰显身份，也是生活享受;慈仁，则是人对于他者的美德;任誉，则是人之间的关系，即互相信任、担保的信用和推崇。

　　在《商君书》中认为，以上四者，全是坏事，坏在哪儿呢?

　　人有思辩的能力，则会支持“乱”行，也就是违背所谓“社会正道”(即君主希望)，因为人会独立思考，就不会让自己成为单线逻辑的“囚徒”。

　　有文化和生活的享受，则会追求享受，也就不会跟随专制王权的指挥棒去当牲口。

　　有对于他人的怜悯和美德，就会容忍旁人的过错，这样社会上的错误就会增加。

　　人与人存在信任和推崇，则会互相包庇，产生种种奸邪。

　　下一层，就提到了，以上八者存在，则百姓就能够对抗“政”，也就是国法，也就是专制的王权规则，八者皆无，则机器可以彻底压倒百姓的人性。

　　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百姓能够对抗专制王权，则会衰弱，反之，可以肆无忌惮地侵害、鱼肉、役使百姓，则自然会强大。

　　因为国弱，且没有办法驱使百姓成为炮灰去打仗，则会日益衰弱;因为国强，可以随便拉百姓去当炮灰，则会称雄天下。

　　具体怎么做到这些呢?

　　《商君书》提出了方案，即用好人，用善政，则百姓亲近其家人，爱重他们的父母官，而用奸人、恶政，则百姓不得不亲近，寄希望于。

　　让百姓和乐安宁地结合到一起，就是善，让百姓分裂，并用国法规范之，这就是奸。

　　赏善，则百姓会互相隐匿过失，任用奸恶，则可以查知百姓的罪恶，并惩治之。

　　如果百姓隐匿过失，则百姓就能对抗，如果查知百姓的错误，有罪即罚，则必然压倒百姓。

　　商鞅之法，实际上就是替秦国想的驭民之法。法条制定的初衷，是使人民忘记一切，而只懂得老老实实生产粮食，老老实实为国征战，即所谓的“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凡私斗者，无论是正当反抗还是无理袭击，都处以刑罚，则百姓不敢犯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