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当时的特务组织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是中统和军统，这两个组织在一些史书中也有所记载，但是至于谁的实力更强大，并没有多的研究，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盘点一下，当时的国民党的特务组织都有哪些?并且这些特务组织中那个实力更强大?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一起来看!

　　国民党在三十年代初期并非只有“中统”和“军统”两个特务组织，还有一个权势很大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调查课”，又称军委会密查组，课长是黄埔一期的邓文仪，手下有1000多名特工和技术人员，主管军事情报和对苏区谍报工作，是当时较大的军事情报单位。

　　另外两个机构其一是“党务调查科”(徐恩曾，后升格为处)，主管清党和甄别;其二是“复兴社特务处”(戴笠)，主管监控军队的忠诚度。换句话说，在抗战爆发之前，还没有所谓的“中统”和“军统”这两个称谓。

　　这是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党务调查处因成立较早，并且直接后台是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因而势力较大，复兴社特务处的头目戴笠是黄埔六期的新人，所以职权较小。黄埔一期的邓文仪跟戴笠一样，也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彼时担任蒋介石的主任侍从副官，炙手可热，红的发紫，如无意外，他才是军方特务组织的领军人。

　　从起源上我们可以看出，党务调查处偏重于政治方面，密查组和特务处侧重于军事领域，早期已有区别。

　　但这一时段还是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创建初期，蒋介石也没有给三方划出清晰的职权红线，陈立夫自然萌生了一统特务工作的野心，开始觊觎军事情报机构“密查组”的管辖权，戴笠的特务处当时还未成气候，尚不能入二陈的法眼。陈立夫等人利用1934年的“南昌机场大火案”发难，在党务调查处的干扰和捣鬼下，邓文仪破案无方处置失当，被蒋介石认为不忠和无能，而后来接手案件的特务处戴笠则表现抢眼，顺利破案并挽回影响。

　　后果很严重，南昌行营调查课全部人员和家当一概由特务处接管，邓文仪首度失宠(西安事变后彻底凉凉)，戴笠从此发迹。陈立夫和中统干扰案件侦办本来是想火中取栗，不料弄巧成拙，彩蛋反而砸中了戴笠的脑袋和马脸。三足鼎立格局被打破的结果，是戴笠的特务处实力迅速壮大，具备了跟徐恩曾调查处竞争的资本，此时双方势力基本持平。

　　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底，才首次有了“军统”这一称谓，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是为应对抗日战争而组建的特务组织综合体，首任局长是陈立夫、副局长陈焯。第一处处长徐恩曾，原党务调查处的原班人马;第二处处长戴笠，原复兴社特务处的班底;第三处处长是后来的大汉奸丁默邨，主要负责邮电检查。由此要注意的历史事实是，较先有的是“军统”之称呼，而暂时尚无“中统”一说。

　　强扭在一起的瓜怎么会甜，早有夙怨的第一处和第二处立马大打出手，陈局长自然偏向徐恩曾这边，得到蒋介石刻意扶植的戴笠不甘示弱自然事事必争，较终这个短命的“军统局”很快就分家，时间是1938年6月，武汉沦陷之前。徐恩曾第一处升格为“中统局”独立出去，戴笠升任军统局副局长，实际继承了这个招牌的衣钵。从这时起，中统彻底不再是军事现役单位 ，而是国民党这个党派的内部调查机构，隶属于“中央党部”，戴笠实际负责的“新军统”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军统，隶属于“军事委员会”。

　　也就是说，中统和军统原本是一个单位的两个处室，因内部不和而分家，这是他们较根本的联系，直到此时，仍然还是由陈立夫罩着的中统势力较大。

　　蒋介石是靠军权控制党权、进而控制政权的，屁股坐稳之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成为党务负责人，CC系掌握中央党部大权，所以才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一说。而黄埔系军人自认为他们才是蒋氏的根基所在，逐渐试图获取较高政治地位，戴笠和他的军统其实就是黄埔系的急先锋。因此，分属“党和军”两个派系，是中统和军统的较根本区别，而为了争夺究竟谁才是“正统”，是他们不可调和的矛盾。

　　为防止“狗咬狗”没完没了，蒋介石给双方进行了分工，中统主抓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的思想防控，军统主要监管军队异动和对日谍战。适逢战争时期，显然军统的作用更大一些，因此势力发展极快，戴笠的直接工作人员从3600人扩大到50000余人，已成后来者居上。到抗战中期，军统的势力已经膨胀到惊人的程度，几乎有打垮中统的态势。

　　蒋介石支持军统抗衡中统，但同样要提防戴笠势力过大危及自己的权力，面对这样的局面，于是抗战末期又开始限制和打压军统势力，中统创始人陈立夫同时兼任“侍从室第三处主任”，政治地位远高于戴笠，他很早成为监视戴笠的“五人小组”成员。抗利后，军统局被要求缩编和裁汰，戴笠挣扎无果，他死后军统的大部分人马被并入“国防部二厅”，缩编后的“保密局”势力骤减，再次回到与中统难分伯仲的原点。

　　所以尽管军统和中统打得头破血流，势力对比也不停变化，但是你会发现，双方永远是斗而不破、斗而不垮的局面，这就是蒋介石乐于看见的所谓平衡。